自2021年以来，由社民党总理奥拉夫·朔尔茨领导，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现任德国联合政府一直未能出台连贯的政策。由于长期以来的党派内部纷争，以及诸如俄乌冲突、移民等问题带来的外部压力，执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下滑。2023年12月，左翼党（Die Linke）内部发生分裂，该党议会前党团联合主席萨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脱离该党，并带领其核心成员成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新政党——“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理性与正义”（BSW）。本文介绍了萨拉·瓦根克内希特将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与实施保守的移民政策相结合的政治观点，认为其所代表的“左翼保守主义”极具潜力，有望填补德国现行政治的空白。
21世纪以来，德国在各领域的政策制定上一直表现平平甚至低于中等水准。德国政府对核心问题的决策，通常是在未经充分审议过程的情况下自发进行的。自上而下地强推不受欢迎的政策体现了国家权威，但也瓦解了民主社会，破坏了此前为达成共识和建立信任所作的努力。许多变革性的决策遵循的范式为“Kulturkampf”，即英语中所称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
以下主要事件导致德国社会信任度的下降、政治阶层的日益遭到排斥：2003年至2005年间，德国社会（SPD，简称“社民党”）及绿党联合政府执政期间，大幅缩减国家福利；2015年，基民盟/基社盟（CDU/CSU）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决定向移民和难民开放德国边境，她认为全球化时代无法维持国家边境的治安；移民问题导致文化和社会经济冲突，冲突的代价均由社会民众承担，但却没有相应的公共政策和对的支持；以及德国采取严厉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包括长期经济封锁、关闭学校和国家边境，通过不遵守规定就失业的方式强制民众接种疫苗等等。
最近，以上政治问题清单新增了德国在2022年2月俄乌冲突之后的政治立场。与此同时，德国的经济数据也不容乐观，通货膨胀严重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在2021年发生俄乌冲突之前，德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自1993年以来的最高值，而在2022年，德国通胀率已接近1973-1974年间前西德经历石油危机时的水平；在七国集团中，德国目前的经济表现最差，不仅在2023年出现经济负增长，2024上半年也陷入了经济停滞。
2023年末，39名左翼党联邦议会成员中的10位成员从其政党中辞任。2024年1月8日，他们成立了“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理性与正义”（“Alliance Sahra Wagenknecht—Reason and Justice”），德语缩写为“BSW”。在2024年6月9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BSW获得了6.2%的选票，而左翼党的得票率跌至2.7%。在民意调查中，BSW的得票率始终高于进入德国联邦及州议会所需的5%得票率门槛，而左翼党的得票率则远不达标。此外，欧洲大选再次凸显了德国在政治上分为东西两派的事实。在西德，基民盟/基社盟几乎是最大的政党，而绿党和社民党则保留了少量城市据点。在东德，情况却完全不同。在五个德国东部地区，德国选择党（AfD，简称“选择党”）均独占鳌头，基民盟和BSW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东部的选举形势较为特殊，主要是选择党和BSW崛起，左翼党得票率急剧下滑，以及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支持率极低，这也揭示了德国政党制度的结构性变化。
作为一个新政党，BSW代表着德国从未尝试过的政治组合：左翼的社会经济政策，结合保守的移民政策和反对绿色税。这一被瓦根克内希特和其支持者称为“左翼保守主义”的新方法可能吸引各大政治派系的选民。由此，BSW对德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构成了重大挑战。
2021年12月以来，德国一直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政治联盟执政。理论上，该联合政府应专注于经济去碳化，包括用风能、太阳能和所谓的“绿色氢能”（德国近期常用的政治术语）取代石油和天然气。实际上，该任联合政府仍未就如何在2030年至2040年间完成减碳目标达成一致，而这已远远超出其即将于2025年结束的当前任期。是否应该通过立法和关闭现有化石燃料行业来推进能源转型？继新冠疫情封锁后要再来一轮气候封锁？谁来承担过渡期的成本？这一个项目真的可行吗？谁将成为核心推动力，并决定能源替代品可不可靠、经济和可行？虽然社民党和绿党倾向采取自上而下的国家机构监管，但自民党认为市场和“技术开放”才是成功的关键。
然而，面对来自中国和美国等国的激烈竞争，德国是否有信心在能源转型方面占据全球领导地位？毕竟中美两国拥有更大的经济规模，在研发领域雇佣的人才更多，拥有更长期的产业政策，在关键技术领域拥有更高水平的国家级直接投资，这些都是德国乃至欧盟都不能够比拟的。
2023年，社民党总理奥拉夫·朔尔茨认为“（通过）大量投资气候保护，德国有望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增长”。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评论道，总理的声明引发了“愤怒和惊讶”，因为“没有长期连贯的政策工具为在气候中和过渡期间的必要投资创造可靠条件。”此外，“这项国家级的转型项目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生态上都行不通。”
想知道如何为气候转型提供资金？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绿党派人士）推进起草的《建筑能源法》解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部法律由其国务秘书起草，专注于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自俄乌冲突爆发后，民用和工业使用的能源价格迅速上涨，德国政府不再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并表示其将在短暂的过渡期后逐步淘汰石油和天然气供暖系统。传统石油和天然气供暖系统的安装几乎被立刻禁止。在现有供暖系统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居民）需强制购买基于所谓绿色电力的电动热泵。许多居民担心，如果强制推行热泵的巨额投资，那些住在老破房屋中的居民将面临天价账单。民众开始担忧退休后能否支付起不时翻新的昂贵费用，并因为这样变得异常愤怒。为了应对大规模抗议，哈贝克承诺为热泵提供大额补贴。然而，此举未能平息怒火。民众意识到，在军费开支一直增长、对乌克兰进行财政支持以及对德国逐渐老化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行紧急投入的情况下，新补贴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最终，哈贝克的国务秘书因利益冲突问题被迫辞职，因为其试图任命自己的好友兼伴郎担任德国能源部部长。议会最后通过了删减版的《建筑能源法》，标志着德国公众意识到能源转型可能危及未来的经济繁荣。
与此同时，德国的住房问题也十分严峻。在2021年竞选期间，社民党曾承诺每年建造40万套公寓（包括10万套低租金的社会住房），以解决德国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事实上，由于利率上行、建筑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和能效新标准的趋严，2022年和2023年的新建公寓数量均在下降。据行业观察人士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可竣工的公寓数量将继续下降，而监管压力也让新建住房变得难以负担。
在外交政策方面，所有的联盟政党和反对党基民盟/基社盟都赞同对乌克兰大力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过去与俄罗斯乃至前苏联的“缓和”政策以及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德俄能源伙伴关系，而现在被谴责为是历史错误。相反，德国政府没有对2022年9月26日发生的波罗的海德俄北溪1号和北溪2号管道遇袭事件做出回应。此后，美德两国进行了多轮磋商，但在澄清袭击事件的责任问题上仍旧不置可否。由于德国官方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运输（尽管俄罗斯的能源仍可通过比利时和印度到达德国），德国政府目前需从美国购买大量液化天然气，其能源获取成本也因此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
在国内，对联合政策最强烈的来自所谓的“永久国家机器”（permanent state apparatus）。首先，在反对党基民盟/基社盟提出申诉后，联邦宣布该联盟将未用完的新冠疫情赔偿金转入新的“气候过渡基金”的计划违宪。这一裁定削弱了在上届政府中担任财政大臣的朔尔茨总理的权威。法院认为，该计划将债务从上一年度预算转移到下一年度预算违反了德国的“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基本法》第109（3）条和第115条）以及会计根本原则。因此，2025年的预算计划必须包括紧急削减支出。
紧接着，联邦审计署发布了一份批评德国能源转型的报告。该报告警示称“高额的电力成本给德国的经济和居民造成了负担”，与此同时，“能源政策的风险正在全面增加”。据该审计署称，计划扩张的太阳能、风能、电网容量和传统发电厂对绿色能源部门的必要支持与实际执行情况之间的差距慢慢的变大。该审计署认为，“可靠供电的目标没有正真获得保证”。
由于欧盟和德国长期存在的大量移民问题（还包括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等战区无证青年），德国目前正面临着长期危机，尤其自2022年接收了约150万名乌克兰难民后。所有党派的地方政府当局代表均一致认为，他们负担过重，无法吸纳更多难民。德国一直在遣返被拒绝的庇护申请人方面表现不佳。此外，（难民）在融入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进程缓慢甚至是毫无进展。例如，自2022年来，抵达荷兰的大多数乌克兰难民至少处于部分受雇状态，但在德国的大多数乌克兰难民却没有工作。总体看来，国家福利机构和地方政府都已应接不暇，负担慢慢的变多地传导到了民间社会。
总之，当前德国联合政府的特点是在不断立下政治上的“豪言壮语”和没办法提供有效的危机应对措施之间反复横跳。德国联合政府至今没能在任何一个政策制定领域成功改善过局势。
自2021年9月的联邦选举以来，德国政党制度经历了重大变化。三党联盟（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支持率下降，而基民盟/基社盟的支持率略有回升，选择党迅速崛起，左翼党的未来前景堪忧。三党联盟面临不再是真正的全国性组织的危险。在东德，他们在当前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太低，以致无法保留州议会的代表权（绿党和自民党），或是同样面临支持率较低的风险（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的社民党）。相反，自2022年以来由弗里德里希·梅尔茨领导的反对党基民盟/基社盟的支持率从2021年选举中的24.2%上升至30%左右。然而，民意调查中的最大赢家是选择党——在目前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中，该党的支持率接近20%，而在2021年选举中，该党的支持率仅为10.4%。
想弄清楚现在的状况，我们一定要研究德国选择党崛起的根本原因以及左翼党面临可能会引起其退出联邦政坛的严重危机。德国选择党在选举中崛起的核心原因是所有其他政党都不愿在减少进入德国的移民和难民数量方面做实质性承诺。此外，选择党明确反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和输送资金，而左翼党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保持沉默。部分民意调查显示，相对多数的德国人反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43%反对，39%赞成）。德国选择党因此代表了目前被其他政党忽视的相当一部分选民立场。基于对这些“楔子问题”的回应，主流媒体和国家机构现在将选择党视为危及德国民主的极右翼政党，而不是在自由民主制度背景下合法竞争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近几个月，著名的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政治人士开始将德国选择党描述为“纳粹党”。2024年欧洲大选中社民党惨败，在该场议会选举中大约有57万名前社民党选民转投了选择党，社民党联合主席拉尔斯·克林贝尔声称“通过这次选举，纳粹者积蓄了力量”，并在随后补充道“我指的是选择党和[艾丽斯·韦德尔]”。随后，萨拉·瓦根克内希特直接批评了克林贝尔这一虚张声势的言论，认为他“似乎没意识到他其实是在帮选择党，因为人们会认为这种言论完全是无稽之谈”。
这场双方完全各执一词的辩论再次引发了对如何定义“纳粹”一词的关注。正如保加利亚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在1935年对历史法西斯主义（包括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著名定义中所说，德国选择党或许是“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最帝国主义分子的独裁政权”的代表？事实上，选择党绝不是在公开反对自由州和进行党派斗争。相反，选择党目前正在德国法院（以及公众舆论法院）为反对党积极争取官方规则和条例赋予的公共代表比例。这关乎该党在部分联邦议会委员会中提名主席、提名一位联邦议会副主席以及获得公共资金资助的权利。而选择党的这些权利都被其他政党排除了。虽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绿党和左翼党的前身民主社会党（PDS）在被纳入政党权利体系时也遇到过一些困难，但选择党被完全排除在外的情形却无任何先例可循。此外，与其他老牌政党相比，选择党获取的“金融资本”（或获取任何其他商业支持）十分有限。
与选择党关系密切的右翼知识分子用“马赛克右翼”（mosaic right）来形容该党的政治构成。不同的派系在合作与冲突存，这中间还包括新自由主义保守者、自由主义反中央集权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在选择党的政治话术中被称为“社会爱国者”）以及那些强调国家民族文化根基的人。虽然前两个群体的相对权重最近会降低，后两个群体权重相对上升，但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许多如今的选择党成员以前都是基民盟/基社盟的保守派。总体而言，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和现在当权的联合政府推进了德国政治话语权的转变，也可称之为“国家主导的多元文化主义”。这让选择党几乎垄断了表达爱国情怀的权利，而此前，赫尔穆特·科尔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赫尔穆特·施密特领导的社民党和德国国家足球队都曾标榜过爱国情怀。
说到左翼党（Die Linke）以及1989年12月至2007年间的民主社会党（PDS），其政治根源可以追溯到民主德国（GDR）[2]期间的统一社会党（SED）。20世纪90年代，民主社会党作为民主德国社会经济利益的捍卫者在德国东部大受欢迎。1990年统一后，整整一代的民主德国学者和为前国家社会主义服务的人员失去了工作和社会地位，该党得以招募其中许多人参与第二轮政治活动。民主社会党正式与“作为政治制度的斯大林主义”决裂，并通过结合部分“马克思和其他批判理论”的办法来进行重组，即将民主德国的主张与重新分配的社会政策要求相结合，并反对北约和其他军事联盟。后来，社民党和绿党的德国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尤其在2003年到2005年间）导致了社民党和工会运动的分裂。以社民党前主席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为首的大批西德左翼人士于2007年与民主社会党联合成立了左翼党，该党在2009年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达到顶峰，获得了11.9%的全国选票。
在当时，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主流发展形态趋势。西德成员往往更为激进，要求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东德则更为务实，他们已与社民党和后来的绿党组成了地区联合政府。在此背景下，东德开始支持某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东柏林的大规模住房私有化。参与地方政府导致失去了“道德和象征资源”——即在根本上与其他政党不同的主张。这种衰落尤其表现在左翼成员无法就核心价值观达成一致。左翼领导成员之间的互不待见变得人尽皆知。
这场战略冲突旷日持久，并逐渐演化出三个主要政党派别：“改革阵营派”——主要由支持参与联合政府的东德成员组成；“左翼运动派”——自2010年后，该派在东德西德的地位都日益重要，主张着重关注气候危机问题，并包容身份政治；以萨拉·瓦根克内希特为核心的派别——强调社会经济和反军国主义仍是最要紧的麻烦。这三大派别都要求在党内领导职位中占有特殊的比例的代表席位，并引发了一场自2021年开始，围绕“有关当下核心问题的矛盾沟通”的党内决议所展开的复调辩论[3]。
除了派系斗争和地区分裂外，随着大部分高素质的东德知识分子和专业政治家被城市居民和激进的学生所取代，左翼派还遭受了代际过渡之痛。这些“后来者”希望该党专注于支持开放边境和实施激进的气候保护政策。这种道德主义和“气候雅各宾主义”（climate Jacobinism）的特殊组合不可逆地转变了左翼党的内部政治结构。萨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及其核心成员在2023年底脱离左翼党，并随后于2024年1月成立了BSW，这也是左翼党内政治生态演变的必然结果。
萨拉·瓦根克内希特的政治之旅始于前东德的消亡之时。1969年，萨拉出生在一对德国-伊朗夫妇家中，来自伊朗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她，祖父母陪伴着她度过了童年。萨拉是成绩优异的书香少年，但由于难以融入集体而被前东德的大学拒之门外。后来，她靠辅导学生谋生，闲暇时喜爱阅读歌德、黑格尔和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同时，萨拉也不乏雄心壮志，说当时的她觉得“人生目标是按照黑格尔的思路，为当今时代建立一套新的哲学体系。”
1989年10月，前东德开始了人民，许多人希望推翻旧政权以重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瓦根克内希特在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SED）转型为社会（PDS）之前短暂加入了该党。随后，她作为青年代表和“纲领”（由正统国家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社会派系）的代表被选入新党派的领导层。起初，她似乎还活在过去，坚持认为如果前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在20世纪70年代初继续执政（他主张施行前东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新经济体制指导方针”，该项改革试图协调中央计划与调控之间的矛盾以提高效率），前东德会在经济上表现更出色。
多年来，瓦根克内希特一直将自己在政党政治中的角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她在荷兰师从一位马克思主义教授并获得学位，随后又在德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显然，她是一位“思想探索者”，在实践中逐渐拓宽自己对经济政策制定的看法。尤其是她开始推崇“秩序主义”这一西德的经济思想流派，主张国家干预以防止市场经济中的私人垄断。她在逐步扩大政治版图的同时，仍时刻关注社会不平等问题和反军国主义。在个人生活方面，瓦根克内希特先是嫁给了一名记者，后来（自2014年起）嫁给了前社民党主席及后来的左翼党联合领导人奥斯卡·拉方丹。她的第二任丈夫是西德左翼党的元老级人物，曾出任地方政府领导，担任过政党主席或联合主席，并在1998年至1999年间短暂担任过德国财政部长，这些经历都为这一新的家庭组合增加了筹码。
瓦根克内希特在左翼党的高光时刻是曾于2015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联邦议会党团联合主席。任期结束后，她抱怨精疲力竭，这一职位被其党内的其它成员接任。自那时起，她在议会党团中已有足够多的追随者，可获得委托代表权以建立自己的左翼党派，同时她还专注于著书立说和定期在媒体上露面。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由于瓦根克内希特在德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上持反对态度，她经常被媒体指责为“俄罗斯的同情者”或“天真的和平主义者”。她曾含蓄回应这些指控，声称她早已忘记在前东德学校里学到的大部分俄语，上次访问俄罗斯（当时是苏联）还是在1988年高中毕业后。
然而，萨拉·瓦根克内希特的“政治事业长青”现象，不完全取决于其学术背景或个人关系。事实上，她的关键才能在于能以有效的方式向广大观众清晰地传达政治思想。精心的准备和不俗的谈吐让她在电视脱口秀节目中大放异彩，与其他参与者和主持人相比风头无两。作为一名政界的知识分子，瓦根克内希特经过多年锻炼，掌握了议会演讲、脱口秀、出版和个人YouTube频道等各种时兴的交互方式。如今，她已成为德国最知名的政治家之一，在政治领域的号召力一直稳步提升。
要了解瓦根克内希特当前的政治主张，应该去阅读她于2021年出版的新书——《自以为是的人》（Die Selbstgerechten），该书一度成为德国最畅销的政治书籍。瓦根克内希特在综合最新学术文献的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总体分析，涉及福利国家政策、移民、监视资本主义和未来经济战略等问题。同时，她还提供了自己在社会和左翼党工作三十年来的资产负债表。一位观察员评论道，这本书应被视为一个新政党的“实际纲领”。
瓦根克内希特最著名的主张是，她指责所谓的“的生活方式”（lifestyle leftists），即在身份政治和道德优越感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瓦根克内希特认为，“的生活方式”之所以无法在选举中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抛弃了蓝领工人和贫困阶层，忽视了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价值。因此，“全球化的失败者”——即面临海外竞争或面临巨大移民压力的工人——要么完全放弃政治，要么转向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左翼自由派的傲慢助长了右翼势力在（政治）领域的扩张。右翼的攻击越猛烈，左翼自由主义者就越感觉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纳粹反对移民？因此，每一个批评移民的人都应被默认为纳粹分子”。然后，她在书中强调了以下观点：
“……社民党和左翼党没有向……多数派提出对他们着迷的解决方案，而是帮选择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使其成为主要的“工人政党”。他们还以完全顺从的方式接受了绿党，将其视为思想和政治上的先锋派。这使他们（）完全失去了靠自己赢得多数席位的机会。”
“的生活方式”和之间的疏离，源自瓦根克内希特所说的“新教育特权”。她认为，德国的所有政党都由遵照阶级和文化资本路径选拔出的城市学者主导。德国的政治、媒体和学术精英不再包括来自服务业或工厂的工人代表，也不再包括来自传统的、正在衰落的中产阶级代表。她提到，多达半数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在联邦议会中几乎绝对没代表。由此，制定社会政治规则的人实际侵犯了那些再也无法为捍卫自身利益发声的群体的权利。
瓦根克内希特的分析可总结如下：放弃传统家庭价值观、国家和地区身份认同以及德国文化理念的这一行为是不对的，因为这些都是基于长久以来的共识观念和本土民众（包括融入德国社会的移民）的共同期望而形成的。她支持“属地化的人”（somewheres）——指对特定国家和地区有感情的人，反对“全球化的人”(anywheres)——指全球化的精英们。最关键的是，她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民主民族国家仍是表达民众诉求和制定福利国家政策的重要枢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有关弱小民族国家的童话故事是政府故意编造的谎言，目的是为其因现实限制而放弃之前的保护和安全承诺的行为开脱，为在多数国家中都不足以满足大多数民众需求愿景的自由主义市场政策辩护”。她进一步强调，在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结构（如欧盟或联合国），由于脱离民众而打破了民主原则。
瓦根克内希特有关左翼分子对待大规模移民的态度的论点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在她看来，德国和欧盟的移民政策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而不是的:“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支持灵活适应、经济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高素质移民，这种政策意味着削弱凝聚力和宝贵的共同根基，而这些都曾为人们提供安全感和支持”。瓦根克内希特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的移民是没问题的。相反，吸引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技能人士移民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中的国家，对他们的原籍国来说是一种净损失。这是富裕国家掠夺人力资源(如训练有素的医生、护士和工程师)的便捷途径。瓦根克内希特提到了东欧转型国家整整一代壮年适龄劳动人口流失到老牌欧盟国家的案例，并指出“有一半受过高等教育的叙利亚人在欧洲，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德国”。
相比之下，接受非技能人士的移民成了福利国家的负担。对非技能人士开放边境和慷慨的福利政策是相互排斥的，且成本将由福利国家机构、民间社会，尤其是当地的贫困和承担。瓦根克内希特强调，由于学校、住房等各方面的资源整合不足，近期移民人数较多的德国中心城市的生活品质正在下降。虽然有观点觉得应尽全力找到资源来帮助新移民们融入社会，但人们不禁要问，在资源有限而需求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德国究竟能否完成此任务?
在瓦根克内希特看来，经合组织中发达国家的物质条件是福利国家承诺可信的基础，以此确保公民的忠诚度和纳税意愿。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和非公民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那么这一个国家当然也不再有任何以特殊方式保护其公民的义务”。她进一步认为，大力推行移民政策导致会福利最小化，“相比于真正的福利国家，高度移民化的福利社会对中上层阶级来说更为划算，但对中下层群体来说没有吸引力。因此，如果想要取消社会福利保障，大力推行移民政策才是解决之道。”
瓦根克内希特主张在国家层面恢复包容性的社会公民身份。国家应该扮演监护者的角色，以保障国家福利账户的收支平衡——纳税和分配福利。她主张将纳税和福利分配直接联系起来，这当然并非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与俾斯麦型社会保障国家背后的基本理念类似，也许这就是“左翼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总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瓦根克内希特的世界观可能是不平衡的，并且对一个她从未亲自了解过的国家——前西德保留着一种奇怪的怀旧情绪。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她避免提及社会主义经典（几乎从未提到过马克思）或自己作为前东德人的经历。尽管如此，她还是成功填补了德国政治领域的空白。她在宣言中长篇大论的指出，一个赞成实施优渥福利政策、关注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和经济表现,同时反对无节制大规模移民、军事化和征收绿色税的新政党，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应该更早成立。
想要成功填补政治领域的空白，必须从理论分析转向具体实践。这并不是瓦根克内希特第一次尝试开展新的政治运动。早在2018年，她就参与创建了一个名为“站起来”(Aufstehen)的基层民众组织。当时，该组织的目标是效仿法国“黄马甲”（the yellow vests）和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以及英国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政治活动，自下而上地开展运动。虽然“站起来”组织最初成功地吸引了一些前社民党和绿党成员，但由于内讧不断和缺乏组织能力很快就解散了。
2024年的情况不一样，瓦根克内希特的新政治模式与其之前做法截然相反。瓦根克内希特及其最亲密的支持者都知道，新政党BSW是自上而下成立的。截至2024年中，BSW只有600名正式成员。瓦根克内希特几乎是独自代表新党，以此来实现有效的“信息控制”。不过，BSW这种高度集中化的策略（包括以创始人的名字命名政党等行为）仅能作为避免内讧的过渡方案，从长远来看，可能难以为继。
实际上，BSW代表着一种扩大选举吸引力的努力，其目标是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政党。瓦根克内希特强调，新政党旨在吸引所有选民，包括在近代德国政治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保守派群体。在这种背景下，她反对“性别包容性语言”和近来逐渐增多的其他德式社会觉醒的观点在选举中极具号召力。对于目前的选择党选民，瓦根克内希特旨在提供一个严肃的替代方案。尽管其他政党甚至教会在道德上谴责选择党的选民，并建议选择党应该被取缔，但瓦根克内希特和其同样来自联邦议会的党内成员表示，他们将视详细情况决定怎么样应对选择党的议会提案。
在外交政策方面，BSW要求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支持在和解方案的基础上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在谴责俄罗斯袭击的同时，BSW主张与俄罗斯一起共建欧洲未来的整体安全架构，并反对制裁俄罗斯。BSW认为，当前的俄乌冲突部分源于西方集体决策的失败，即未能积极做出响应戈尔巴乔夫及其他前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早先为促进“全球和平秩序”所做出的努力。
民意调查显示，瓦根克内希特解决了德国选民关注的重要“楔子问题”。一项在BSW成立后开展的早期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瓦根克内希特的主要理由有四点:不同意当前政策(69%);对瓦根克内希特本人有信心(59%);认为在当前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国家正在迅速衰落(57%) ;不同意其他政党的对俄政策(48%)。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一项类似的民意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据该项调查显示，支持BSW的四大理由分别是：支持更多社会政策和减少移民(86%)、支持萨拉·瓦根克内希特(78%)、反对进一步向乌克兰输送武器(74%)以及不满意左翼政党(63%)。因此，BSW的政治特征可以总结为支持社会政策、反对无节制的大规模移民以及努力提振经济的结合。
尽管“左翼保守主义”内部仍然矛盾重重，“一个女人的独角戏”也没有办法解决目前德国政治中的代表权危机，但令人不得不赞叹的是，新政党的成立恰逢其时。典型例证为BSW在欧洲大选中表现不俗，瓦根克内希特也展示出了政治家的才能，她没有聚焦移民问题和选择党选民（国家电视台和传统媒体试图让她扮演的角色），而是大力强调社会政策和社民党未能改善选民关心的问题。她的大部分竞选演讲都涉及养老金、教育问题并反对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她重申应确保小学生“将再次学习怎么样阅读、写作和计算”。在竞选的最后，瓦根克内希特抨击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摇摆不定：“（朔尔茨）需要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乌克兰用德国武器攻击俄罗斯突然不再是个问题，尽管他几个月前还警告过潜在战争对我们的祖国所构成的威胁。”
BSW的欧洲大选结果如下：该党从社民党那吸引了58万张选票，从左翼党那吸引了47万张选票，从基民盟/基社盟吸引了26万张选票，从自民党那获得23万张选票，自选择党那获得16万张选票，自绿党那获得15万张选票。虽然BSW的成功和以下情况密不可分，即社民党失去了大约250万选民，基民盟/基社盟失去了150万选民，但结果证实了瓦根克内希特的“包罗万象”战略的确奏效。事实上，前选择党选民并非BSW支持者的大多数来自：大约2/3的BSW选民源自中间偏（left-of-centre）的选民和失望的前社民党支持者。
欧洲大选结束后，瓦根克内希特直接评论道，“朔尔茨是（德国）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理，而默茨——尤其是作为联盟伙伴的绿党——也不会有任何改善……而是对德国和平的极端威胁”。BSW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东部地区图林根、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州的2024年选举中进行战略定位。为了在地区政府排除选择党，BSW可能会面临加入包括基民盟在内的广泛联合政府的巨大压力。虽然通过此举，BSW可以合理融入德国现有的政党体系，但也会让那些希望瓦根克内希特能为德国政坛带来革新力量的人失望。
目前，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不仅未能提出明确的解决之道，还饱受长期内讧之苦，其政治立场在高举“作为绿色增长引擎的能源转型”的理想大旗与应对由基础设施老旧、能源危机以及去工业化困境导致的长期经济危机的现实之间摇摆不定。这些盘根错节的危机问题，有些是前总理默克尔领导下的联合政府（2005-2021年）无所作为的结果，有些则是当前政客有意为之的结果。自2022年以来，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乌克兰第二大战争资助国，同时还参与了国家军备重整计划，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德国实际大规模购买了美国制造的武器。
投资地理政治学旨在与早先关注的能源转型并驾齐驱。此外，教育、公共住房、铁路等基础设施将得到一定的改善。最后，大规模的移民福利支出也将由纳税人承担。然而，这个方案行不通的，必须有所取舍。社民党和绿党一面承诺保护福利国家，另一面却为此增加了更多义务。德国民众对这一做法早已司空见惯，却忍不住困惑，这座空洞的承诺之塔究竟何时坍塌？
毫无疑问，弱势的当权政府必然面临着弱势的主流反对派。由前贝莱德基金经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与基社盟建议，缩减福利政策，部分私有化养老金，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尤其是德国制造的可击中莫斯科的中程导弹。绝大多数德国人反对这种激进的军事战略，他们担心俄罗斯可能报复。目前尚不清楚的是，相比赢得德国大选，默茨是否更看重维护大西洋关系。
因此，如果选民希望表达对向乌克兰继续输送武器这一行为的反对意见，就必须转向BSW或选择党。此外，德国的福利政策在未来将面临严重的。在福利政策问题上，BSW和选择党有着根本不同。瓦根克内希特的支持者认为，她是让人信服的合适福利政策的捍卫者。归根结底，瓦根克内希特的挑战源自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包括其民主社会主义的变体）未能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有效捍卫国家的监管能力及社会福利。这种集体决策失灵以及由此导致的社民党和等政党选举支持率的下降，诠释了当前德国政治中的“瓦根克内希特时刻”。
作者注：Jörg Michael Dostal是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
译者注：“复调辩论”（polyphonic debating）指在辩论中采用多种角度和观点同时展开讨论。